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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其康: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也答马成生先生

2014-2-13 14:50| 发布者: 寥风斋| 查看: 2171| 评论: 0|来自: 《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摘要: 摘要:马成生先生的辩文学术失范,玩弄文字游戏,堪称奇文,主要表现在当出注不出注,篡改对方原话,歪曲论题论点,避而不答硬伤和软肋,将小说描写与现实对号入座,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答文针对“双施”(施彦端与施 ...
       摘要:马成生先生的辩文学术失范,玩弄文字游戏,堪称奇文,主要表现在当出注不出注,篡改对方原话,歪曲论题论点,避而不答硬伤和软肋,将小说描写与现实对号入座,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答文针对“双施”(施彦端与施耐庵)难以合一、《水浒传》的“内证”、施耐庵生卒年及进士、苏北大丰那个施彦端等问题,引证辨析,认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与施彦端是同一个人,与中宣部批准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第131项选题“四大名著”中关于施耐庵的简介是一致的。
    关键词:失范;奇文;辨析;水浒传;施耐庵;施彦端;兴化;白驹场
    中图分类号:I 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拜读马成生先生的辩文《事实一件抵万金》(《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通篇学术失范,玩弄文字游戏,令人大跌眼镜,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作为一位前辈学者,晚生不敢恭维,实在失敬失敬。 
    一、奇文共欣赏
    一是当出注而不出注。
    拙文《关于施耐庵籍贯“习称”及其他--与马成生先生商榷》公开发表在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4期,中国知网收录。马先生的辩文,只引拙文题目而不随题出注文章公开发表的载体及刊期,当出注而不出注。拙文有16条尾注,而马先生的万余字辩文竟没有一条尾注,也没有脚注(编辑所加的收稿日期和作者简介除外),尤其提及鄙人、涉及拙作的“引文”有十余处,全不注明出处,肆意“间接引用”,或斩头去尾,或断章取义,或移花接木,或指鹿为马,悍然篡改歪曲,玩弄文字游戏,践踏学术规范,令人称奇。这只能有一个解释,目的是为了营私,糊弄读者,反映其心虚气短,学术底蕴不足。
    二是篡改原话,歪曲论题论点。
    辩文第一部分开篇就说:“2009年10月,我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杭州与水浒》一书,根据施彦端有关的主要文物与《水浒传》中的具体描写,不认同苏北大丰那个‘施彦端进士,字耐庵,为《水浒传》作者’的观点。莫其康先生要与我‘商榷’的就是这一观点。”读后不禁哑然失笑。请问马先生,我与您商榷的果真是这一观点吗?读者诸君,不妨赐阅一下我的拙文,就可以知道,我与马先生商榷的观点在内容摘要和篇首语中说得很清楚:
    内容摘要:郎瑛所称“杭人罗本贯中”与“钱塘施耐庵”,皆指两人寄籍,不过是片言习称,不足为里籍之凭。正如袁世硕先生所言:“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在历史文化名城兴化这块蕴藏深厚积淀的土地上存在历时七百多年的地理风貌、历史文献、地下文物、地上史料、乡土风物、民间传说、作品语言等,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系统的有机整体,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证明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里籍为江苏兴化白驹场是真实可信的。
    篇首语:前辈学者马成生先生在《杭州与水浒》(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前言》中揭示:“这本书,说的是杭州与‘水浒’的关系。”“更主要的,本书是在说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长期生活在杭州。”其结论为:“钱塘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自当无可怀疑。”“《水浒传》作者与苏北施彦端无涉。”对此论断,笔者不敢苟同,不揣浅陋,撰此拙文进一步与马先生商榷。
    请问马先生,拙文何曾连贯出现过如你所引的“苏北大丰那个”、 “施彦端进士”字眼,何曾出现过如你所引的“不认同苏北大丰那个‘施彦端进士,字耐庵,为《水浒传》作者”的原始表述?马先生肆意歪曲我的原话,偷换概念,篡改论题,居心何在?
    再如,辩文第二部分倒数第二小节第18行云:“《水浒传》中居然要淮安州的官员说出与‘前面便是扬子大江’,‘隔江便是润州’的昏话。这种舛错‘与情节的发展’有何关系?难道正确说出淮安与扬子江的距离,便不利于‘情节的发展’?在此,莫先生竟否认淮安洲官员,而硬说是扬州官员,而且是在扬州说这话。”
    我是这样说的吗?详见后面“疑义相与析”部分关于《水浒传》的内证问题第二小点。拙文中所述“宋江南下,从‘本州’即淮安赴毗邻的扬州及其所属的瓜州(扬子江滨)……”,“本州官员”怎么不能说隔州“前面便是扬子大江”?在这里,本州和隔州属于对举概念,“本州”自然指淮安州,“隔州”当然为扬州,怎么到了马先生笔下“本州”就变成扬州?我何曾否认淮安洲官员,而硬说是扬州官员,而且是在扬州说这话?马先生自己理解错了,还猪八戒上阵--倒打一鈀,令人啼笑皆非。
    又如,辩文的第三部分开头说:“莫先生对《水浒传》江北部分有关描写的‘商榷’,我的作答是:莫先生基本不看事实!至于江南部分,莫先生主要就杭州一地的看法是:无论从气候物象的描写、从方言土语的运用,还是从人文故实、风俗人情等的描写,来论证‘施耐庵长期生活在杭州’,一些‘内证’并不充分……”
    我是这样说的吗?不妨将拙文奉录给读者诸君:
    马先生从地理态势和气候物象的描写,从方言土语的运用和人文故实、风俗人情等的描写方面,列举了四条“内证”,认为《水浒传》作者对杭州一带非常熟悉。马先生说:“首先,从地理态势的描写来看。《水浒传》中,凡描写长江以北的地理态势,往往东西颠倒,南北不辨。如史进从华阴县去延安……鲁智深从五台山去开封……如此舛错,到处可见。而长江以南呢,尤其是杭州一带……都描写得十分真实、具体而准确。这说明《水浒传》作者对江北地理地势的无知而对杭州一带则非常熟悉。”
    马先生列举的“史进从华阴县去延安”发生在西部地区,“鲁智深从五台山去开封”发生在中部地区,分属黄、淮流域。……尤其是缺失东部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的例证,怎么就能谬导出“凡描写长江以北的地理态势,往往东西颠倒,南北不辨”和“《水浒传》作者对江北地理地势的无知”?这明明是以偏概全,大帽小头,逻辑上显失严密,论证难以成立。其它(按:“其它”一词被马先生引用时刻意删去)无论从气候物象的描写、从方言土语的运用,还是从人文故实、风俗人情等的描写,来论证“施耐庵长期生活在杭州”,一些“内证”亦不充分,没有排他性和唯一性,难以令人信服。
    拙文何曾如马先生所说“主要就杭州一地阐述看法”,而是着重阐述的是马先生将“史进从华阴县去延安”、“鲁智深从五台山去开封”这些发生在中西部地区黄淮流域的事例,也作为发生在长江以北的事例来举,显然犯了概念混淆的错误。要否认兴化籍的施耐庵,马先生需要举出作品对兴化一带(东部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地理地势的描写显得无知的例证,可惜没能举出一例,论证不能成立。在这里,马先生还将拙文至关重要的“其它”二字删去了,故意篡改原话。马先生如此不按规矩出牌,有学人讥之为“文痞”,我想至少应算有失风范吧!
    马先生还将他人的观点说成是我的观点。如,辩文第四部分第4行,将李在敬在1992年11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梁山泊是施耐庵的故乡》中的论断“……其故里竟就是梁山泊的拟想蓝图”,篡改成“莫先生说施彦端‘故里竟就是梁山泊的拟想蓝图’”。鄙人只是如实地引用李先生的论断罢了,从未这样盗用他人成果,也不曾将施耐庵改称为施彦端。马先生张冠李戴,真不愧为指鹿为马的高人!诸如此类问题,文中还有,不屑赘述。
    三是避而不答硬伤和软肋。 
    拙作与之商榷的五个问题,其中三个问题是马先生的硬伤和软肋,辩文故意避而不答:
    1.关于郎瑛“杭人罗本贯中”与“钱塘施耐庵”之说。拙文引戴不凡先生语“现在可知的有关施耐庵的一条最早记载,就出在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的高儒《百川书志》中。”“从高儒以后,也就是说从嘉靖十九年以后出现的书籍记载中,如郎瑛的《七修类稿》之类,才都说《水浒传》的原作者是施耐庵。”于此指出马著《前言》中所说“最早提出《水浒传》的作者是郎瑛”之误,正确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水浒传》作者的是高儒的《百川书志》。
    2.关于“从善本容与堂《水浒传》来看,错别字尚有不少”之说。拙文指出马著(仅拜读的《前言》和正文第292页至404页及版权页)119页约7.5万字中至少有14处错误:如“岳墓”误成“岳暮”,“张士诚”误成“张士成”、“张士城”,“施耐庵墓志”误成“施耐庵志”,“草堰”误成“草谂”,“札记”误成“扎记”、“杞记”,“郎瑛”误成“朗瑛”,“黄俶成”误成“刘俶成”;另有知识性错误两处:“1353年张士诚起义”误成“1352年张士诚起义”;“兴化、大丰两地施氏家族”误成“大丰(原兴化)施氏家族”。如此等等,差错率远超过国家规定低于万分之一的标准。
    3.关于古代南北方分界和诸地距离之说。拙文引用“一般而言,在我国古代疆域上,具有明显而特殊的南北界限特征的河流不是黄河,也不是长江,而是淮河”和“我国地理学家把长江与黄河之间的秦岭、淮河一线看作是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一条南北方分界线”的地理常识,阐述“兴化位于淮河以南,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向属扬州,自古属于南方”的道理,指出马著故意以长江为界将古代的兴化划为北方、与南方的钱塘对立起来的错误及良苦用心。
    马先生对拙作指出的三处硬伤和软肋,故意回避,丝毫没有一点虚心求是、择善而从的学术胸襟和气度,实在令人失敬。
    四是将小说描写与现实对号入座。
    马先生从《水浒传》这部小说巨著中挑出“史进自陕西华阴去延安找王进、吴用等在山东郓城境内的黄泥岗、宋江征方腊到淮安、林冲雪夜上梁山、杨雄大闹翠屏山、戴宗与李逵去河北九宫县二仙山、呼延灼征梁山等数处发生的所谓地理方位、季节气候的‘舛错’”,一味地与现实对号入座,企图通过这些孤零零的文本“内证”来否定施耐庵(彦端)著《水浒》的成说,显然是煞费苦心的,也是不能实现的。
    五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马先生的辩文,通篇贯穿的方法论就是孤立地、僵死地、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刻意将施耐庵与施彦端、施耐庵与高文秀,兴化与钱塘、江北与杭州、里下河与梁山泊,“遇詹而修”与“遇洪而开”、“遇洪而开”与“遇春而开”、水浒港与水浒寨、兴化范仲淹与杭州范仲淹、兴化陆谦与杭州陆谦、兴化方言与杭州方言,内证与外证,兴化历史文献、地下文物、地上史料、乡土风物、民间传说与杭州的“文本内证”等等,从有机整体的联系中人为割裂开来,刻意对立起来,不惜采取不正当的方法,为支撑“钱塘”说罗列只言片语,这种方法论是极其有害的。殊不知,正因为施耐庵在兴化和钱塘等多地生活过,才能从获得的和融入的生活体验与丰富素材中汲取营养,从而成就《水浒传》这部鸿篇巨制。马先生大言不惭地自我标榜什么“事实一件抵万金”(以此为大标题)、“事实最可贵”,是完全经不住唯物辩证法和系统论分析的。列宁说过:“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段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列宁精辟的论断,似乎就是针对马先生所说,用在其身上,再确当不过了!
    二、疑义相与析
    (一)关于“双施”(施彦端与施耐庵)难以合一的问题。
    无论是马先生的著作《杭州与水浒》,还是他的辩文,其核心问题就是不承认施彦端与施耐庵是同一个人。马先生臆造所谓的避讳“谍谱通例”,并以此作为大前提,企图否定兴化施耐庵。王新华在《避讳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指出,“家讳一般只及于父祖之名”,远祖之名并不避讳。避讳的原则是:君前不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郊庙中不讳。司马迁临文尚直书父名祖名,丝毫没有忌惮。不同历史时期避讳宽松情况是不一样的。马先生所拟的“谍谱通例:凡后辈称前辈均是称‘字’而不称‘名’……”纯系想当然而已。咸丰时期民间修谱家讳并不严格。何况施耐庵是禁书作者,即便有马先生所拟的“谍谱通例”,对施谱也是不适用的。应该看到,在乾隆时代舆论专制淫威的压力下,施氏后裔还不敢把“字耐庵”写进族谱施彦端的下面,只能以旁添的形式处理。直至咸丰年代,满清统治开始走向崩溃,苛条严令已逐渐丧失钳制力的时候,施氏后裔才敢把有关施耐庵事迹资料载入族谱。这是“字耐庵”旁添最合理的解释。总不至如马先生所夸张的,“必然在乾隆修谱之后若干时候”,“很可能是在咸丰之后若干时候,添注进去的”。既然是同一人所写,人生最多不过百年,马先生这“之后若干时候”不着边际的话,未免太不靠谱了!马先生所谓“咸丰谱中的杨《铭》是把‘先公彦端’篡改为‘耐庵’,再添上‘进士’、‘《水浒》’,是不可信的”,不知根据何在?
    在历史文化名城兴化这块蕴藏深厚积淀的土地上存在历时七百多年的地理风貌、历史文献、地下文物、地上史料、乡土风物、民间传说、作品语言等,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系统的文学生态整体,证明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里籍为江苏兴化白驹场是真实可信的。
    谓予不信,请看诸多专家的卓识:
    章培恒在《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3期撰《施彦端是否施耐庵》认为:“‘字耐庵’三字的笔迹与《施氏家簿谱》其他诸字相同,当亦为满家手笔,而非他人窜入。”“说施彦端就是施耐庵,本来很难使人相信。因为《水浒》旧本署‘钱塘施耐庵的本’,其人自当为钱塘人,与白驹的施彦端什么相干?但是,前几年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却有这样的记载:”……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遂白驹。生祖以谦。‘可知彦端确曾长期’家‘于浙。因此,他曾被视为浙江人甚或曾经入籍浙江,都不是不可能的;而钱塘正是浙江的省会。这样,施彦端跟施耐庵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最根本是的原因,就不复存在了。由此看来,施彦端即施耐庵之说纵或出于伪造,但伪造者一定知道施彦端长期家于浙江的事实--倘若伪造者毫无所知,只是不顾常识硬说白驹施彦端就是钱塘施耐庵,事后却有地下出土的材料帮他圆谎,天下恐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然而,施埁的《建祠记述》却说:’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苏迁兴……‘他不但不知道施彦端长期’家‘于浙江,反而认为彦端(即耐庵)是从苏州迁过来的。因此,彦端即耐庵之说不可能是他所捏造,而当是在此之前即已产生。满家的底本编定时,施埁已经成人,且已有了儿子,彦端即耐庵之说自也已经存在。那么,在谱中出现彦端’字耐庵‘的记载,有什么不合理、不可信之处呢?“”总之,我的看法是: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今天可以承认施彦端即施耐庵。"
    冯其庸在所撰《走自己的路--〈施耐庵之谜新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中认为:“这旁加的三个字,与原来抄写的正文是一个人的笔迹……这说明这三个字,虽系旁添,实际上是一个人写下来的,很可能是抄漏后补添上去的。因此,这施谱上抄漏后原笔旁添的三个字,应与正文一样看待,不能因为旁添而不承认它的重大的史料价值。何况在封建社会里,施耐庵是个危险人物,思想带有反叛逆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他们的老祖宗,又何必要旁添上这个具有强烈的危险人物呢?所以,我们决不能认为凡被写入正文的就可靠,凡旁加旁改的文字就不可靠,要如果真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岂不是也太容易了吗?”
    李灵年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撰《施耐庵杂考》指出:“现在我们之所以把施彦端与《水浒》作者施耐庵挂起钩来,主要不是依据上述族谱,而是《施廷佐墓志铭》中的记载……由此我们得知,这位住在兴化的施彦端,曾在浙江安家落户,如果联系到施氏族谱中‘彦端字耐庵’的记载,我们就有理由把这个施彦端与《水浒传》作者‘钱塘施耐庵’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应该说不能算作牵强。同时,由于有了上述证据作为推论的基础,随之也就增加了其他各种史料乃至民间口碑的参考价值。”
    张惠仁所著《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则从古人命名、取字、称号的关联性方面,进一步论证了“施彦端即施耐庵”。张先生将“彦端”的“彦”和 “耐庵”的“耐”字进行了对比分析。据《说文》:“彥,美士有文,人所言也。从彣,厂( hǎn)声。”而彣,“有或也,从彡,从文。”而彡字,“毛饰画文也,象形。”“彦”就是“美士”。《尔雅释训》谓“美士为彦”、新版《辞源》释“彦”为“才德杰出的人”。从字源学上看是与“彡”(毛钸)有关的。“耐”,《说文》谓“耐”之古字为“耏”,又是从“彡”。“耐”(耏)字的右半边正好是“彦”字的下半边。《说文》谓:“耐(耏),罪不至髡也。从而,从彡”。而《说文》释“而”(而)为“颊毛也,象毛之形”。整个“耐”(耏)字都有与毛(须发)有关。
    何满子说:“如果他(施彦端--张惠仁注)又叫施耐庵,则耐庵当是他的别号。”(《光明日报》1982年7月8日)张惠仁认为“彦端”与“耐庵”是“本名”与“字”的关系也好,是“字”与“别号”的关系也好,抑或是“字”与“又字”的关系也好,都可以确认两者间是呈现着一种符合古人起名、取字、称号之时在文字的形、音、义上有某种密切关系的现象的。而这种现象并不如“亮”与“明”、“坚”与“固”、“郊”与“野”那样明白浅显,一望即知,而是“偏僻”、“深隐”多了。那么,天底下会不会有这种巧事:早在元未明初,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个叫施彦端的人,他根本未曾取字或别号为“耐庵”,压根儿就不是《水浒》的作者。彦端的某一代子孙,在修家谱时,觉得把《水浒》的作者施耐庵拉来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光耀门楣,于是就在家谱上横添“字耐庵”的字样,而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施“姓”者,恰好在“名”与“字”(或“字”与“别名”、“又字”)之间有着如此这般的内在联系?这样天造地设的事恐怕是不存在的吧。对此现象,恐怕只能这样解释:在历史事实上,“彦端”与“耐庵”本来就是一个人。
    袁世硕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6期亦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问题》认为:“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他还在2012年4月12日致兴化施耐庵文物史料纪念座谈会筹备组函中进一步指出:“《水浒传》的原创者施耐庵,原籍兴化(大丰),流寓杭州。南宋、元代多有苏北文士流寓杭州者,作《宋江三十六像赞并序》之淮阴龚开即是。”
    陈辽在《耐庵学刊》1985年第2期撰《用系统方法解开<水浒>作者施耐庵之谜》指出:“持笔谨严的咸丰四年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所写的《施氏族谱序》中却明明写道:‘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徒居白驹场。--铭所云: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者,信可证也。’……可见,在施耐庵问题这一系统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两个施氏家谱,都肯定施彦端即施耐庵;明景泰四年(1453)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写的《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也写到‘先公耐庵’,否则官方人士陈广德是不会在《施氏族谱序》中写明‘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的。”他还在《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撰《去伪存真,施耐庵之谜可解》指出:“民国以后发现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文字资料较重要的当推现仍健在的周梦庄先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发现的施耐庵遗曲……题作《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鲁渊、刘亮都确有其人,都曾在张士诚幕下当过官……遗曲应是施耐庵的作品。此外,施耐庵还有一首佚诗,是他从浙江迁回兴化前寄给兴化顾逖的。诗曰:‘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原辟草莱多种树,莫叫李子结如瓜。’……把它们与有关施耐庵的传说相参证,透露出兴化施氏后裔称其祖上施彦端即施耐庵著作了《水浒》并非凿空之谈。” 
    欧阳健在《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撰《1982年施耐庵考察的历史反思》认为:“在兴化施耐庵身上,三重证据(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口述史料),紧密合榫,浑然相扣,不仅为中国文化史所罕见,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可以说,除了兴化施耐庵,少有第二人能臻如此境地;施耐庵生平考证,是‘三重证据法’的辉煌成就。《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无数人在讲述的有关施耐庵的轶闻传说,就是‘口述史料’。请问,已经被确认身份的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有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再请问,不赞成兴化施耐庵的人,能在别一处地方寻出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
    林骅在2012年6月23日《今晚报》撰《中国古代小说作者之谜》认为:“《施氏家簿谱》,在施彦端名下注‘字耐庵’三字,经公安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这成为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有力佐证。1982年江苏社科院召集了16位《水浒传》研究专家参观考察,签署了《考察报告》,认为‘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存在是可信的’。今年,刚刚结束的‘纪念《中央文化部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施耐庵之谜应该大白于天下了。”
    卢兴基在《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4期撰《解开“施耐庵之谜”》摘要揭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不是江苏兴化一带施姓一族自认的祖先施彦端?从我国通俗小说的文学生态和传播史出发,认为一个地区口耳相传中的错杂纷乱、疑信参半,恰是它历史悠久的证明。而清代晚近施姓谱系、碑志的文字楦入,是《水浒》普及以后与口传系统的合流,施彦端应即施耐庵。”
    姚恩荣、王同书在《甘肃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撰《张士诚--张荣--宋江》认为:“白驹施耐庵(彦端)实有其人,已为出土文物和有关史料所证实。 但,其人是否即《水浒》作者呢?我们认为是的。理由是:(1)其人与明人所记《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活时代、地望吻合。(2)其人有作《水浒》之才学、阅历与企望。(3)时代、环境、人物提供了作《水浒》的生活源泉。(4)江阴、沙州、淮安、施桥、白驹等地有大量的人民世代相传其人著《水浒》的口碑。全国再无别处有具备这‘四项条件’的。因而, 可以作出白驹施耐庵即《水浒》作者的论断。”
    令人称奇的是,马先生对此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辩文中凡提到《水浒》作者施耐庵,名前必冠钱塘,开口必称“钱塘施耐庵”,以为死命抓住郎瑛之语这根稻草就可以认定施耐庵为钱塘人。须知,“钱塘施耐庵”,不过是郎瑛的片言习称,不足为里籍之凭。如果钱塘是施耐庵的出生地,理应称之为“施钱塘”(如唐代柳宗元是河东人,故而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故而人称王临川,等等)。如果钱塘是施耐庵里籍,钱塘籍志和家谱文献为何无其人记载?怎么在杭“生不见故居,死没有坟茔”,怎么在杭至今未有出土文物,未见施族后裔?马先生所谓的“三件文物(按:指《施氏家簿谱》、杨新所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故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完全一致,都是只有彦端,并无‘耐庵’”,纯系违实之论。其一味地从杭州情结出发,空喊“施彦端与施耐庵不能合一”,而偏偏又拿不出钱塘籍志、家谱文献、出土文物等有力证据,死缠烂打,只能令人发笑。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研究包括学习历史,要区分“记载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对于“记载的历史”即“官史”和所谓的“信史”,应该敢于质疑,要“研究文献记载中的传说、演变中的经历”,辨伪以存真。“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对历史与现实才有意义。这就是说,“记载的历史”遗漏了许多“客观的历史”,许多历史的真相被湮灭或被遮蔽了。(《历史悬案(大全集)》前言,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顾先生的真知卓见,针砭时弊,对于当今有些学人死抱明清笔记中的只言片语“钱塘施耐庵”,而无视和否定全国独一无二仅在兴化早已客观存在的施耐庵墓和施耐庵故居遗址以及《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等文物史料,无疑是一当头棒喝!
    (二)关于《水浒传》的内证问题。
    辩文侈论《水浒》作者为“钱塘施耐庵”,所举论据就是施耐庵的钱塘情结,文本对钱塘地理态势、气候物象、方言土语的描写如何充分,如何准确无误。我们并不否认作品对一些涉及钱塘地理态势、气候物象、方言土语描写的熟稔,因为作者曾流寓钱塘。但马先生仅仅通过从文本中搜索出“史进自陕西华阴去延安找王进、吴用等在山东境内的黄泥岗、宋江征方腊到淮安、林冲雪夜上梁山、杨雄大闹翠屏山、戴宗与李逵去河北九宫县二仙山、呼延灼征梁山”数例所谓在地理方位、季节气候描写上发生的舛错,就企图证明施耐庵不是兴化人而是杭州人,是不足为据的。殊不知,一些涉及钱塘地理态势、气候物象、方言土语描写,仅集中于《水浒传》的后半部,纯系罗贯中所写。金圣叹早就认为《水浒传》前70回是施耐庵所作,后50回是罗贯中所续。他在第70回正文后面有此评论:“一部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煞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吕乃岩在《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撰《试说罗贯中续〈水浒〉》也认为,《水浒传》(百回本),前半为施耐庵原作,后半为罗贯中续作。马先生所举作品后半部的文本“内证”,并非施耐庵所写。如按马先生的逻辑推论,倒是罗贯中对钱塘地理态势、气候物象、方言土语描写是如此熟悉,如此准确无误,岂不是罗贯中为钱塘人无疑?事实上,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或山东东平人。
    马先生指责鄙人对文本未作任何分析,是不合实际的,拙作对马先生指责《水浒传》第90回错写“宋江征方腊到淮安”等问题是有例析的。陈麟德、浦玉生两先生分别在《菏泽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让施耐庵归真返璞--就<水浒>作者问道于刘世德、马成生、应守岩先生》、《钱塘施耐庵与上海的鲁迅再辩--致马成生先生》,有所辨析,兹不赘言。在此,我想重申和强调的是:
    1.《水浒传》是小说作品,是允许作者虚构人物、情节、环境(地名、气候等)要素的。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周岩璧在2013年9月30日《光明日报》撰 《<水浒传>里的地理学》指出:“用常人眼光来看,《水浒传》中的地理都是有问题的,而从头到尾,错得毫无商量余地的彻底。”“如何解释它与现实的牵连与纠结?对于诗文中的风物与现实中的风物不相吻合这一现象,钱锺书解释说:‘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故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版,第154页)在诗史、文史的传统下,诗文风物尚且与现实龃龉不合。何况小说,何况小说中的地理怎能与现实贴切?这也可以解释《水浒传》中的地理学问题。”“宋元时候,演义小说刚刚兴起,作为一种文体,它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可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作者才情。”“《水浒传》只剩下一个框架是有点历史根据的,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虚构。”“其实,不光我们的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不合历史真实这样的非分责难,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都曾受到同样的非议。”“我们的《水浒传》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传承,当然无法使小说和历史现实完全隔绝,也没有将其中的地理和现实划出明确的界限;有误导看官的嫌疑。但在小说有着明确规定性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将之混淆在一起,纠缠不清。所以,不能用现实的尺度去衡量《水浒传》中的地理学。”台湾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李在敬在1992年11月20日台湾《中央日报》撰《梁山泊是施耐庵的故乡》指出:“施耐庵的故里兴化县施家桥,据查勘其地理环境,为四面环水,周围阡陌纵横,如不熟悉路径,很容易迷路,而这水乡泽国的风貌,与《水浒传》中对梁山泊的描述非常相似。施氏笔下的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为蓝图而撰写的。根据此一发现,《水浒传》70本,似应为施耐庵所作无误,同时也可证明,他写《水浒》虽以位在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为《水浒传》的地理背景,但他未到梁山泊实地勘察地形,而以故乡施家桥的地理环境为设想加以构写的。古时交通不便,文人闭门虚构,写的又非正史,应是常有的事。文采如苏东坡,他所写的赤壁赋,地理环境就不对,可为一大例证。”
    2.马先生举证的有些文本问题多系自己理解之误。如,马先生指责《水浒传》第90回“宋江征方腊到淮安”写错了,实际上是他自己理解错了。淮安历史上是重要的漕运枢纽,是著名的“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所,素有“运河之都”之称。宋江南下,从“本州”即淮安赴毗邻的扬州及其所属的瓜州(扬子江滨),必取淮南运河,一望平川,没有高山丘陵阻隔,如此“通途”,径抵瓜州,以州而论,以水而言,“本州官员”怎么不能说隔州“前面便是扬子大江”?其实,淮安南距扬子江边(瓜州古渡)也不过三百多里,沿古运河径直南下,抵达瓜州古渡,隔江最近的城市当然是润州(镇江),怎么如马先生所说“是建康(南京)”?建康(南京)又不在运河之滨,从瓜州古渡往建康(南京),还要沿江西行百余里。马先生库存的地理知识显然是犯错了!且第90回系罗贯中续作,与施耐庵有何干系?倒是马先生随意将“本州官员”擅改为当地官员,实在是不应该的。
    3.马先生对拙作中列举的兴化一带的方言土语“掇、掼、头路、亏杀、眼睛头”等仍在浙江流行提出质疑,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知道,宋、元多有苏北文士流寓杭州,将苏北一带的方言土语流布到浙杭,是在情理之中,本不足奇。前引袁世硕先生致兴化施耐庵文物史料纪念座谈会筹备组的函中已经述及。
    马先生企图以此类所谓的文本“内证”来证明施耐庵是钱塘人、与施彦端不是同一个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下文所引谢兴尧、朱恒夫、喻蘅、彭海、卢兴基、曲沐诸学者的观点,则是颇具说服力的。
    谢兴尧撰《梁山泊的水与施耐庵》(《堪隐斋杂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记述:“1952年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到江北考察施耐庵历史,住于扬州,往来兴化、高邮、宝应、盐城等处,在兴化白驹镇施家桥各地,得见胡瑞亭文中所提到的施氏族谱、墓志及耐庵小史等文字记录,又见有民国三十二年兴化人民公建,陈同生敬书的《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的石碑。周巡各地,只见一片汪洋,满湖芦苇,港汊纵横,无路无涯。从地图上看,各县之间,有宝应湖、界首湖、大纵湖,其南则是太湖。沙家浜的芦荡,正是这一地区的上游。按白驹镇施家桥的住户,施姓最多,均称系施耐庵的后裔,村民父老亦能娓娓讲述耐庵著书的故事。因此,有冯柳塘撰的《从宋史中看水浒》(见1943年9月1日至10日《新闻报》),他认为梁山水泊,即高邮、宝应一带的水村湖沼;所谓蓼儿洼、宛子城,皆张士诚起兵之地。并详加考证,绘图说明。盐城伍佑镇周梦庄所撰《水浒传本事考》,亦谓:‘梁山水泊即高邮湖泽。’兴化、盐城诸地父老常把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关系,衍成许多故事,认定这一流传是事实,且见于记载。据此,则梁山泊水的问题,似可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关于施耐庵在江阴生活写作故事,流传之广,不亚于兴化、盐城。据我们调查所见所闻,可以说关于施耐庵在江南北演说《水浒》,编写《水浒》,与此二地有关,似可论定。”
    朱恒夫在《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增刊号撰《<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为江苏兴化人》指出:“施耐庵是兴化人,还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实。一是兴化、大丰盛传着丰富的有关施耐庵的传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马春阳编的《施耐庵的传说》共收录了69篇,展示了施耐庵的生平性格与写作《水浒传》的过程。令人惊异的,这些传说与文献记述,有许多相似之处。试举一例……此传说告知我们,施耐庵与张士诚关系密切,并与刘基是同窗好友。与张士诚有关系,由《施氏族谱》中的《施耐庵小传》得到证实,而与刘基有关系则由乾隆人顾丹午的笔记证实。”“第二点能证实兴化人施耐庵是作者的,是《水浒传》中存在着许多吴语与苏北方言,试举数例……由上述可见,《水浒传》既有吴语,又有苏北方言,这说明作者在吴地与苏北两地都居住过,如果仅是偶尔地到过这两个地方,或者是长期居住一地而未在另一地居住过,是不会如此娴熟地运用这两地方言土语的。而这恰好符合施耐庵的生平经历。综上所述,《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是江苏的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一位伟大的作家。”
    喻蘅撰《施耐庵笔伐“二潘”》(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记述:“白驹人民群众中,也长期流传着一些施耐庵写《水浒》的故事,例如施耐庵看到乞丐在月下打狗,就写了武松打虎;而白驹以西十余里的施家桥芦苇荡就是梁山水泊的模型。在一些耆老宿儒中,还流传一则颇有意义的传说,那就是施耐庵《水浒》第26回和第46回中描写的两个妇女:一个潘金莲,被武松杀了;一个潘巧云,被杨雄杀了,都是剖腹剜心,掏出五脏,痛快淋漓之至。为什么这两个妇女都姓潘呢?……据《明史》,张士诚身边的宠将中,有潘氏二兄弟,即潘原明和潘元绍(亦名原绍),后者是张士诚的女婿,这两个人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背叛张士诚的。因此,白驹人传说施耐庵笔底的‘二潘’,借以影射潘元绍和他的哥哥潘原明,是颇有事实根据的。”
    彭海撰《施耐庵写<水浒传>的内证--耐庵散曲和水浒传诗词对勘》(《施耐庵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罗尓纲先生校勘了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里的词曲,发现《三遂》中二十一篇词曲,有十三篇插入《水浒传》。这对于了解罗贯中如何编次施耐庵旳本水浒传的情况,极有意义……”文章指出:耐庵散曲“《秋江送别》〔沉醉东风〕小曲里,‘经水驿,三篙波绿,问山程,一骑程红’里的‘三篙波绿’,卢俊义被梁山好汉活捉的故事,写了‘三篙’的:渔人使铁篙撑开,一个赤条条地拿着一条木篙,船头上立着一个,倒提着铁锁木篙。‘三篙波绿’是取句旧典,还是源于生活呢?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施耐庵起作用……19回所写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活捉何涛的描写里,阮小七唱的歌里‘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的‘先斩何涛巡检首’的诗句,就又各有变换地出现在《水浒传》智赚金铃吊挂的章回里二次。这61回里用设计‘义士手提三尺剑,反时须斩逆臣头’,再一次是59回梁山智赚金铃吊挂的故事,梁山好汉扮了宿太尉来到华山,华州贺太守参见假太尉的回前诗里,写了‘平地已疏英士狱,青山先折佞臣头’,就和《秋江》青山互送相吻合。《秋江》七则套曲《沉醉东风》里‘一骑鞓红’的鞓红腰带,在《水浒》里也是三次出现。系一条红鞓钉就叠胜狮蛮带(第67回,圣火将军单廷珪佩戴)系一条衬金叶、玉玲珑、双獭尾、红鞓钉盘螭带(见第80回,高逑招安不成,朝廷派禁军教头丘岳讨伐宋江时的装束)系一条红鞓钉就迭胜带(袁序本91回征田虎故事中,田虎方面陵川守将董澄的装束)。尽管《秋江》里的‘鞓红’在《水浒》里三见(单廷珪丘岳、董澄三人曾系这种腰带),但三人里也只一人投身梁山行列,从而和《秋江》‘一骑鞓红’的词语相合。《水浒传》第64回写了单廷珪被水浒好汉打败擒获后,自动申请返回宋营说服神水将军魏定国也归顺梁山……这两位圣水神火将军在征方腊战争中,攻进叛军的歙州,被守军事先布好的土炕所陷而遇害阵亡,与单魏二将同时在进逼方腊巢穴之前,就折损了梁山上史进、石秀、陈达、杭春等一十三员大将,使宋江痛苦哀伤。以上‘三篙’和‘一骑鞓红’在《水浒》里的句型,只能是施氏写作的确凿内证。”
    卢兴基在《解开“施耐庵之谜”》一文的结尾强调指出:“笔者两次到兴化、大丰……当地特殊的地理地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是河网地带,湖泊众多。著名的洪泽湖、高邮湖面积浩荡,就在兴化的西面。小一些的湖如宝应湖等,就在它的附近。运河与淮河交汇于此,地势低洼,所以出现片片湿地。当地人说,这里是个锅底,兴化、大丰被河湖环绕。兴化得胜湖,据说得名于南宋的抗金,湖之南有一‘癞子荡’,历经围湖造田以后,仍有8.6平方公里。这个荡子尤有特色,荡中有一千多个被称为‘垛子’的土墩。周边壁立,约有一米多高,分布在荡中。当地人在上面普种菜花,阳春三月,一片金黄,一望无边,蔚为壮观,称为‘垛田’。中间的水道,可以驾舟穿梭其中,其中一条主要的水道,还被名为‘水浒港’,自然是因《水浒传》而得名,不知名自何时?兴化的朋友带我们来,惜时已四月下旬,菜花褪去,菜籽荚渐茁壮,连它的杆子加上垛子,至少有三米之高。如果换成芦苇必也一样,泛舟其中,外面是绝对看不到的,这使我想起《水浒传》中写卢俊义上山前的一个梦,梦中听到有人吟的一诗中有‘芦花荡里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二句,境界多么相似。又写湖边朱仝一支响箭,射向水泊之中,许久会见一舟自芦苇荡中划出,接待英雄上山。这里的地貌环境,大可提供了小说家想象的空间,除此,怕再难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了。这是我的印象。”
    曲沐在《菏泽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撰《施耐庵祖籍的再认识》指出:“这次我初到江苏兴化,就被吸引住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茂密的庄稼和盛开的油菜花,一片锦绣大地;尤其广袤无垠、纵横交错的田园水系,很自然的使我想到《水浒传》描写的梁山水泊‘周围港汊数千条,四方环绕八百里’的地域气势,作家在描写梁山泊时是有这种生活体验的;而且参观了很多历史文化古迹,参观了郑板桥故居,刘熙载故居等,说明江苏兴化是古代人文和小说家荟萃的地方,在这样奇特而又灵气四溢的地方有作家的生活土壤和创作条件,产生施耐庵这样的大作家是很自然的,这里已经使我‘心花怒放’了,我相信我受到了这里自然山川灵气的感发,受到这里‘小说之乡’特殊地域精神的感发,除了大量地下文物和地上史料证明施耐庵是兴化人,以及当地广为流传的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明’施耐庵是兴化人以外,我在兴化地域灵气的感发下或许就是‘四重证明’,心理上更会相信施耐庵是兴化人,我是这样想的。” 
    (三)关于施耐庵生卒年及进士的问题。
    多数学者认为“施耐庵生于1296年,卒于1370年”。按此说,马先生认为《水浒传》中有不少内容不可能被死于洪武三年的施彦端进士所写。又有学者提出,施耐庵生于1320年,卒于1394年,或更后,此问题就可解决。窃以为,无论是施耐庵生于1296年、卒于1370年,还是生于1320年、卒于1394年,或更后,都改变不了施耐庵为《水浒传》主要作者的结论。施耐庵弟子罗贯中(约1330--1400年),是《水浒传》的续写者。施去世后,《水浒传》后半部由罗贯中续写,其中出现一些入明以后的地域名称,是不足为怪的。
    马先生在其著作和辩文中质疑施耐庵的“进士”问题,有两说可以答疑:一是欧阳健所撰的《<浙江通志>元代选举科目正讹--兼辨‘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由来》(《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1期)认为:“《浙江通志》著录元代选举,时因沿袭旧志而致误,而旧志之致误,又各有其复杂情由。元文宗至顺三年八月驾崩,至顺四年会试,秉政者是悖逆比董卓更甚的燕铁木儿。此科后被政敌攻为科场舞弊与腐败,导致科举的罢废。故至顺四年进士要撇清与燕铁木儿的关系,不致留下‘附逆’与‘行贿’的恶名。‘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是时局与心态双重变化的产物。”“或以施耐庵之名不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是亦不足为疑,盖档案散佚之故也。”一是陈建华所撰的《施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试证》(《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1期)认为:“施耐庵确为‘元朝辛未科进士’,但这是‘乡贡进士’,在元代及明初被习称为‘进士’。”窃以为,此两说皆言之成理。
    (四)关于“苏北大丰那个‘施彦端’”、“施彦端的故乡大丰”的问题。
    辩文不只一次地提到大丰施彦端、施彦端的故乡大丰,坚避“兴化与施彦端(耐庵)”的关系,真是欲盖弥彰。施耐庵为元末明初兴化县白驹场人,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建立初,教科书多注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鄙人在《博览群书》2013年第2期撰《古白驹场今白驹镇考辨--兼论施耐庵籍贯》,对此有专门的考述。
    1.古白驹场与今白驹镇是两个概念,不能混同。一是面积不等。据明嘉靖《两淮盐法志》记载:“白驹……广二十四里,袤三十里。”白驹场域面积此时为180平方公里。据1988年底修编的《白驹镇志》记载,白驹镇“东西宽五点八公里,南北长十公里”,总面积为58平方公里。区划调整后,今年对外公布的白驹镇总面积为113平方公里。可见,今白驹镇域面积与古白驹场域面积大相径庭,场镇不能混同。二是区位不同。从嘉靖白驹场图和今白驹镇地图对比中可以看出,古白驹场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西,今白驹镇域大部分在范公堤以东。场镇区位不同,不能混淆。三是成名时代不同。白驹场系古盐场名,约成名于宋代;而白驹镇系近代地名,似成名于民国年间。四是白驹场域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市域内。据《白驹镇志》载:“宋元时期地方文献无征,白驹场西部具体边界不可考。但白驹场西部有盐灶应属于白驹场,是大体可信的。”据清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o四境全图》标记,范公堤以西的上五灶、下四灶皆在今兴化市境内。甚至兴化海沟河西域南畔之灶(户)陈村(在范公堤以西40余公里,距兴化城仅9公里,系以陈姓灶户命名的村庄)。可见白驹场西界已深入兴化腹部,今新垛镇施家桥无疑在白驹场域之内。白驹场域今跨越兴化、大丰两市,且大部分今天仍在兴化,小部分在大丰市。    
    2.施耐庵非“泰州白驹场亭人”,而是兴化白驹场人。尽管兴化及白驹历史上曾间属过泰州(海陵),有“海陵白驹”之称,但元明时期白驹场是属兴化管辖的。据民国三年《盐法通志》引《续通考》记载,“元代两淮设置29个盐场……白驹场、刘庄场隶属扬州府兴化县”。实际上早在宋代,白驹就归兴化管辖,有大宋天圣三年知兴化县事古吴后学范仲淹撰的《白驹关帝庙碑记》为证。海涛、于斯撰《两淮盐场建立与变迁》(《东方盐文化论丛》,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记载,明朝白驹场盐课司属淮安分司,坐落于泰州兴化县。明嘉靖《两淮盐法志o卷之八o人物志第九》记载,洪武初,白驹孝子秦珊“露香默祷,割膺肉寸许,刃痕无血,烹以进母,诈称为汤药”,谕长王珊以其事告于兴化尹,尹为奖其孝,二运陈公文浩署曰:“孝义所感,未沾旌典,岂宜令其煎办,以防养哉?”遂减额课之半。由此可见,洪武初白驹场行政上仍归兴化县管辖。综上所述,无论是宋元,还是明朝,白驹(场)都属于兴化。施耐庵与张士诚户籍不同,施耐庵不是亭人(盐民),而是兴化籍白驹场的耕读之户。称元末明初的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3.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白驹场施家桥。
    (1)施耐庵故居遗址的发现,为研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新证。2007年9月20日《泰州晚报》发表的张从义、宋燕的报道《兴化发现施耐庵故居遗址》记述,据施家桥村施氏族长、施耐庵十八世孙施宝安等6位施氏后裔指认,村中心有一处四面环水的高阜,系施耐庵生前择址建屋之所,形如巨砚,人称“砚台地”。700多年来,施家桥村庄几经兴废,但由于“砚台地”是始祖施耐庵卜居处,故地形、地貌基本未遭破坏。这为研判施耐庵籍贯提供了新证。2012年10月中旬,我们重访“砚台地”,并在村部召开座谈会。参会的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兵、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等6位老人一致指认施家桥村河西40号即是施耐庵故居遗址。81岁的施宝安老人说,施耐庵故居所在的“砚台地”和施耐庵墓地同处一条水平线上,一西一东,两处相距350米,这绝不是偶然的。
    (2)施耐庵在施家桥是有田地房屋的。从清咸丰四年兴化陈氏“五进士”之一的陈广德为《施氏族谱》写的序文“乃于施氏之自苏施家桥来迁,即场之田庐复名以施家桥”中可知,施耐庵在白驹场施家桥是有“田庐”(田地房屋,引申为家乡)的,并非如有人所说的施耐庵在施家桥只有阴宅没有阳宅和田地。
    (3)大丰市白驹镇从未发现施耐庵故居遗址。施耐庵纪念馆所在地花家垛,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是“施耐庵故居遗址和写作之所”,也不是施氏宗祠原址。之所以选择在此建馆,是因为花家垛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施宝安老人说,施家是白驹望族,施耐庵纪念馆所在地花家垛子,原本是姓花的地方,施耐庵故居和施氏宗祠,怎么会建在异姓垛子上?陈远松《施子安残碑考辨》指出,施氏宗祠原址在今“白驹北大街北侧”。施耐庵第十四世裔孙施埁(峻峰)于清咸丰五年(1855)所撰《建祠记述》说得很清楚:“其祠由国朝乾隆戊申,先君文灿公与族伯美如公侭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并非如有人所说施氏宗祠是由施耐庵故居改建的。依常理,《水浒传》是部禁书,著者隐居避祸,怎么敢舍静(施家桥村)取闹(白驹场街市)定居呢?
    施耐庵是兴化白驹场施家桥人,广义地可表述为兴化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大丰两市)人。施家桥村及周边张舍、清水湾、何家桥、施童、圣家舍、前桥、西桥、板桥等8个庄舍(分属兴化新垛、大营两镇),是施氏后裔的主要聚居地。北京大学侯忠义教授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和上海大学朱恒夫教授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等学者的著述均持此说。马先生故意诡称“苏北大丰那个‘施彦端’”、“施彦端的故乡大丰”,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马先生一再否定施耐庵为兴化白驹场人,比其师辈刘操南先生有过之无不及。刘先生尙有“若问施公传水浒,此心犹在信疑间”的名句。可惜,杭州本土既无施耐庵“籍志家谱、出土文物”的有力证据,又无内蕴丰富的文学生态和流传久远的传播历史,马先生空怀一腔杭州情结,仅凭郎瑛“杭人罗本贯中”与“钱塘施耐庵”的片言只语和一些孤零零的所谓“文本内证”,就侈论《水浒》作者为钱塘人,只能枉费心机。在此,我不想浪费笔墨,读者诸君不妨将鄙人主编的《施耐庵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收入名家名篇和新锐力作60 篇,篇末附编“相关链接”摘要50篇,书末附录“存目辑览”400多篇)和拙作《施耐庵籍贯“习称”及其他》(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4期)与马先生的《杭州与水浒》(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对比研读,其结论不言自明。可喜的是,由中宣部批准,文化部、中国文联、财政部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5月25日公布的第131项选题“四大名著”中关于施耐庵的简介为:“施耐庵(公元1296-1371年),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由此看出,官方吸纳了学术研究的主流成果,认为施彦端与施耐庵是同一个人,其里籍当为兴化白驹场,似可定论矣!
    
    (作者系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研究员、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兴化市历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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