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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吟:周钧韬《金瓶梅鉴赏•跋》

2012-2-2 11:53|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3882| 评论: 0

摘要:   鲁吟:周钧韬《金瓶梅鉴赏·跋》   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篷勃发展和日益深化,《金瓶梅》这部奇书的研究也日益成为显学。地方、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接连召开,地方和全国性的《金瓶梅》研究学会相 ...

  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篷勃发展和日益深化,《金瓶梅》这部奇书的研究也日益成为显学。地方、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接连召开,地方和全国性的《金瓶梅》研究学会相继成立,《金瓶梅研究》、《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等专刊也破土而出。“金学”领域堪称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人才济济。笔者以为江苏社科院周钧韬的《金瓶梅》研究是“金学”中的一颗新星,审视他的发展轨迹,会有助于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

  周钧韬是1983年才涉足金学领域的,短短几年他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就有:《金瓶梅新探》、《金瓶梅素材来源》、《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金瓶梅鉴赏》等数百万言,取得了多项成就,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

  周钧韬在《金瓶梅》研究上的多项成就,纠正和补充了鲁迅、郑振铎、吴晗、赵景深、魏子云等权威的失误和不足,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 关于成书年代、成书方式、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初刻本年代等方面。1. 成书年代:郑振铎、吴晗持“万历说”(或万历中期说),徐朔方提出“嘉靖说”(嘉靖二十六年至万历元年),周则认为“隆庆前后”。他从王世贞的“中年笔”,创作目的“讥刺严嵩父子”,家藏《金》全抄本,徐阶卒年等论证,“认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前后,其上限不能过嘉靖四十年(1561),下限则不能过万历十一年(1583)”。此说一出,信者日多。2. 成书方式:一般都认为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也有人认为是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台湾魏子云则提出“二次成书说”,小说原是“讽喻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后来袁中郎兄弟、沈德符等人改写成西门庆故事目前魏子云赞同黄霖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周则认为《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它依然带有从艺人集体创作中脱胎出来的痕迹,因此,它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文人独立创作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这就更具创见。3. 《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自从美国学者韩南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文中提出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中有“《金瓶梅》从何得来”语,而该信为万历二十四年所写,从而认为“金”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魏子云、徐朔方等均从此说。周详考了“致董思白书”,並参以袁的《西洞庭》等文,以确凿的论据考定为万历二十三年,而非二十四年,已为不少学者首肯。4. 《金瓶梅》的初刻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均认为“吴中始有刻本”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魏子云根据民国《吴县志》认为万历四十一年以后,但由于是“孤证”,未为同仁肯定。周发现清康熙《浒墅关志》与魏论有相关记载,并比民国志早260年,因而可以确定吴中《金瓶梅》初刻本不是“庚戌”。又从袁小修、李日华、薛冈、沈德符等人的著作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时间应为万历四十五年冬至万历四十七年之间”。这才彻底更正鲁迅等论点。

  (二) 关于《金瓶梅》作者。自从“王世贞说”为吴晗颇有份量地否定后,更是众说纷纭,至少有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二十多种不同说法。周钧韬将吴晗否定“王世贞说”之论据一一查验,发现其考证与结论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失误。吴只看到《寒花庵随笔》等晚期史料,考证、揭示《寒》中的荒唐虚假部分是贡献,但以之否定王世贞为《金》作者,就缺乏根据。《寒》也并非全无史料价值。因而吴说难以成立,“王世贞说”否定不了。周进而研究比较了二十多说,认为属于传闻、推测、考证三种类型,虽各有短长,但可信度很不一致。他进行了多方面发掘,结合《金瓶梅》本身,认为应是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并从多方面加以丰富,指出书中既有高雅的名士手笔,也有低俗的非名士笔墨,且两者水乳交融,因而只能是“联合”,而不是拼凑或改写,并指出参加这一工作的王的门客可能是屠隆、卢楠等。成为颇有影响的新说。

  (三) 关于《金瓶梅》反映的时代及有关本事。吴晗认为《金》“写的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况”,列举了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太监得势,重佛轻道等证据,周则例举了《明史》和《金瓶梅》中的大量事实证明嘉靖朝也有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也有皇庄、皇木问题,《金》写的太监失势、扬道贬佛等,正是嘉靖朝的“印记”,因而吴说不能成立,《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朝的社会情况。周并勾稽了若干史料,指出《金瓶梅》素材本事来源有:宋、明两代史事,《水浒传》,话本,南戏、杂剧、传奇,民间“时尚小曲”等五大方面,写成专著《金瓶梅素材来源》三十万言,并有“考评”,填补了这一空白。

  (四) 关于《金瓶梅》的鉴赏,周氏也有很多创见。专著《金瓶梅鉴赏》,对《金瓶梅》这座艺术迷宫作了自出机杼的阐幽发微。他认为《金瓶梅》与《三国》、《水浒》等名著比较,有诸多不同的艺术特征,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多方面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框框。

  首先是突破传统小说以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为题材的框框,而专写市井小民,如西门庆、武松、潘金莲:原型均来自《水浒》,但立身行事异于《水浒》,西门由纯泼皮变为巨商,武则由“天神”归于小吏,潘的变化更多,这样,武松杀不到西门庆、潘金莲就很自然,正由于人物身份的变化,引起故事情节的变化,更贴近生活,由神入常,由常趋真,由真观美。

  其次善于寓曲于平,平中见曲。常常在一回书中将平缓与峻急,悲凉与欢乐,轻快与沉重等等具有不同审美属性(或优美或壮美)的故事情节加以组接、穿插,从而使读者在审美感受、趣味上不断得到转换,进而获得更大的美感享受,丰富变幻,张驰结合,给了《红楼梦》等后来的社会人情小说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精湛多姿的心理描写。或用环境来烘托、映照,或将抒情与动作情态结合,或通过对比、反衬来强化,或突出心态变化的复杂,如潘金莲雪夜弄琵琶这一回(第三十八回),写出潘的烦闷、伤感、怨恨、不服气、自责、迷惘、绝望、对抗等等,顷刻间有百绪纷集,尺幅中有千里之势,而且入情入理,令人感叹。

  第四,人物美丑相兼,栩栩如生,一反“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拙劣俗套,完全符合社会生活中的美丑互相依存这一客观真实,人物形象既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又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第五,艺术容量大,不仅语言常常“一石数鸟”,几句平常的话,能凸现多个人物性格,而且常常立体交叉地同时进行几个场面的描写,有如今日影视之场面不断闪回,可见作者艺术手腕之高明与成熟。

  这些独出心裁的揭示,充分展示了周氏多年钻研美学的积累。

  三

  周钧韬的《金瓶梅》研究“自树一帜”,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特点:

  (一) 起步晚,立脚点高。他当过新闻记者,继而从事哲学、美学的研究,在研读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的美学理论时,发现《金瓶梅》大有研究价值,是一片初开垦的处女地,决心“介入”,那时是1983年。作为一个起步者,如何加入到一门学科的研究队伍中去?基本上有三种情况,一是低层次加入,即写一些普及性的小文章,做敲边鼓的角色;二是中层次加入,即跟在名家后面,做些阐释性的工作,这样虽能出一些成果,但成不了气候;三是高层次加入,即一开始就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一些基本问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上发表独立见解。拜倒在权威脚下,或跟在权威后面,都不如站在权威的肩上。入伍不想当元帅,不是好士兵。他决心高层次加入,并以弥补“起步晚”的弱点。他的第一篇论文:《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就是这特点的成功的实践。发表以后,新的“《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为万历二十三年”这一见解,立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承认。知名专家王汝梅、鲁歌等在著作中均采此说。第二篇论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7期)所发现的《浒墅关志》论据强有力地推倒了鲁迅、郑振铎等的观点,也立刻得到专家、学者的承认,并在“金学”界获得一定的地位。这正是高层次加入产生的振动效应。

  (二) 敢于创新——在与权威论争中创新。在周钧韬加入《金瓶梅》研究队伍时,鲁迅、郑振铎、吴晗等著名学者已发表了不少权威性论点,这些论点已统治了“金学”界六十多年,似乎已成为金科玉律。周氏深知对这些权威论点应该尊重,决不能有丝毫轻妄,但也不应迷信,一切真理的发现都是为更新的真理开辟前进的道路,而不是结束真理。何况前人所述未必全是真理,名人未必总是名言。要发展必须突破前人成见,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周钧韬将鲁迅等的论据逐一加以核查考订,搞清原始材料的来龙去脉,终于发现若干矛盾和新材料,于是,名不见经传的他勇敢地向权威论点发起了冲击。如前所述,对鲁迅万历庚戌《金瓶梅》始有初刻本的修正,对吴晗《金》成书年代“万历说”、作者“非王世贞说”的否定即是这样。再如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文中指出,《金瓶梅》必成书在万历中期,根据是:“《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而《韩》最早是万历富春堂本。周氏在核查时发现郑所云富春堂本,并非初刻本而是再刻本,又查到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存》载明《韩》剧本出现在明代初年,这就证明郑振铎“万历说”的判断是缺乏根据的。同样,对吴晗的“太仆寺马价银”等七条证据的审定,对魏子云、徐朔方的一些论点的商榷,都是如此。这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吴调公讲的,“敢于对权威的旧说存疑,疑而不落轻妄,亦破亦立,相当郑重,层层推理中,淘沙取金的论据都经过了推敲”,“奋发开拓”,“把求实和开拓的工夫结合起来”。参见周著《金瓶梅新探》卷首吴调公《序》。

  (三) 考证与思辨双向汇流。总观周钧韬现有的关于《金瓶梅》的论著,感到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缜密考证与逻辑思辨紧密结合,相得益彰。这与他早期钻研哲学,在美学上狠下过一番功夫,并也出了不少成果有关。从前举的《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这一论题而言,即可看出。他第一步先总览了有关《金》作者的二十多种说法的所有情况、资料,分析比较,找到“王世贞说”可信性大;第二步研究吴晗的否定之论的根据,经核查所有论据皆不足以否定“王世贞说”;第三步再从《金瓶梅》本身来研究,发现既有大名士手笔,也有非大名士手笔,而且两者不是拼合,这种现象合理的解释当然是王及门人的联合创作,且有王与门人联合创作《鸣凤记》为旁证,这样新的观点就飞跃而出,显然是得力于哲学思辨。在核查吴晗的论据时,也不是一经发现矛盾就屏之一旁,而是也找到其合理的内核,化为己用。如对《寒花庵随笔》的辨证即是如此,周不仅看到吴对这资料论断的两大失误:一是将荒唐的传说与史料混为一谈,以致否定时就像鲁迅所云倒脏水连孩子也一齐倒了。二是《寒》并不是最早的,《稗说》比它早。可是周也发现了吴论的长处:指出《寒》中若干荒唐传说,确是荒唐,应予否定。只是不应据以推翻“王世贞说”而已。这就是说,脏水还是应该倒的,只是不要把孩子倒了。因而周的论述就更具说服力。同样,在《金瓶梅》的初刻本、传世信息等问题的论证上也明显流露了他的考证功力与哲学思辨的双向汇流。吴调公先生也“深有所感,纵然是做史料辨证工作或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思辨能力决不可忽,片面强调微观和片面强调宏观,或者务虚、务实不能兼顾,这都是错误的”;“朴学源流”、哲学思辨都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的功力及结合的程度,决定研究成果的辉煌程度。

  (四) 系统工程。这个特点从他的专著《金瓶梅新探》、《金瓶梅素材来源》、《金瓶梅鉴赏》等书名已可看出是涉及《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初刻本、题材来源、内容所反映的时代、艺术特色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金学”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具体内容已在本文前述的新成就中述及,这里不再重赘。值得高兴的是周钧韬还将进一步开拓并使已有的系统工程日益完善,将撰写专著《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说考辨》,对《金》作者作全方位的更深入的论证;撰写《金瓶梅艺术美学初探》,对《金》的艺术美学作系统研究,还将对《金瓶梅》的研究史、文化现象等进行研究,并都将写成专著。

  周钧韬颇有特色的《金瓶梅》研究在国内外已产生积极影响,著名的文学史家冯其庸认为周的研究“卓有成效,殊为难能”,“行文条畅,引据充分,辨析入微,尤为难得”。台湾《金瓶梅》研究专家魏子云教授也很赞赏,认为“很有见地”。有的学者誉周著“言之成理,自树一帜”,“将对《金瓶梅》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报刊文摘》、《文教资料》等报刊也时加介绍。《金瓶梅新探》曾获1987年江苏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该书及作者有关条目已收入《中国学术论著总目提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人名大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词典》、《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等大型权威性的类书中。作者并当选为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

  我们期待他更多更新的成果问世!

  1990年春节于石头城

  (周钧韬著《金瓶梅鉴赏》,南京出版社199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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