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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试说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的考据价值

2011-9-18 11:36| 发布者: 文青| 查看: 4381| 评论: 0

摘要:   明嘉靖壬午刊本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庸愚子即金华(今属浙江)人蒋大器作于明孝宗弘治甲寅(七年,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以下或简称“蒋《序》”),是研究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 ...

  明嘉靖壬午刊本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庸愚子即金华(今属浙江)人蒋大器作于明孝宗弘治甲寅(七年,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以下或简称“蒋《序》”),是研究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理论意义已得到学界的重视与利用,但其在有关罗氏及其《演义》成书方面的考据价值,除“若东原罗贯中”句中“东原”有学者疑误之外,其它则少有人论及。而事实上蒋《序》包含有关于罗氏及其《演义》的多重历史信息,虽须细心分析考量才见,但其可资考据的价值不可低估,试论说如下。

  一、《演义》为元人罗贯中之作

  蒋《序》虽未曾明说,但字里行间透露有关罗贯中生活时代与《演义》成书时间的信息,二者是一致的。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蒋《序》并未排除《演义》是“前代”即元人之作。蒋《序》称: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侯史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1]

  蒋大器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人。这段话上句标举“前代”,一般说应是指明朝之前的元代;而下句虽无时间限定,但通常理解应是与“前代”相对,讲作者当代也就是明朝的事,即除以其为确指“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为“前代”之事和《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之外,还应是表明,这位罗贯中与“前代尝以野史作为平话”者不是同时代人,为元代以后蒋氏所在的明朝人。

  应当说,如果各种有关罗贯中生平时代的资料都一致或多数表明其为明朝人,作如上通常的理解就可以确定无疑。但实际的情况,一面是可以导致认为罗贯中是明朝人的蒋《序》附《演义》流行而广为人知,另一方面蒋《序》附《演义》流行的百余年中,明朝人有关罗氏时代的说法不一,有称其为“南宋时人”[2]者,又有称其“虽生元日”、“身在元”[3]者,却并无多以其为本朝人者。在这种情况下,又倘或上引蒋《序》所透露有关罗氏时代的信息可有别样理解的话,我们也就不便以其所称“东原罗贯中”一定是明朝人,而不是“前代”即元朝人了。而应该不无缘由的是,上引罗氏的话正还可以作别样的理解,从而有了其所说不排除是以罗贯中为“前代”人而《演义》成书于“前代”即元朝的可能。理由有四:

  一是以上引文虽系两句,但下句既然没有另作时间的标示,则其称“前代”不完全排除为统一限定二句的时间副词,乃谓“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者是“前代”人,而“东原罗贯中”也是“前代”即元朝人;

  二是反过来说,如果蒋《序》是以“东原罗贯中”其人其作在明朝,或当在“若东原”的“东原”之前加“我朝”或“本朝”等时间的限定,如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卷《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云“元时有张成、杨茂二家,技擅一时,但用朱不厚,漆多翘裂。若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漆朱三十六遍为足”[4]者即是。而蒋氏却不然。这似不应该简单委之以其叙事一时有失周密之故,而还应该考虑到那有可能只是从今人写作与阅读的习惯看是必当如此,而在蒋氏却可能正是以此今人看来似有疏漏的行文方式表明,其意中本就以罗贯中非明朝人,所以与“尝以野史作为评话”者并为“前代”即元朝人一起说了;

  三是退一步说,从如上蒋《序》前句冠以“前代”和后句不标称“我朝”之类限定看,最保守的估计是蒋大器已不十分明了罗贯中生存的朝代。而以生当明弘治甲寅(七年,1494)前后的蒋氏这样有为《演义》作序资格的文化人尚且已不明了罗氏的时代,也就可见罗氏为远早于蒋氏时代之“前代”即元朝人的极大可能性。

  四是也不排除蒋氏明知“东原罗贯中”之时代,但罗系由元入明之人,或由于政治上避讳等的原因,不便确指其为何代之人而故作囫囵语的可能。倘或如此,则罗氏为元明之际人,却一定是在元朝生活时间更长,晚年又未曾出仕明朝,所以原则上仍当归其为元朝人,而《演义》也更多可能是成书于元代。

  第二,从蒋《序》所述《演义》传抄的情况看,是书当成于元代。蒋《序》作于明孝宗弘治甲寅,而称罗氏《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云。此数语虽因重在引起下文的议论,而于《演义》成书后传抄的具体情况并语焉不详,但所称既是“争相誊录”,则或同时,或先后,誊录当非止一时,誊录者也当非止一人。由此可以肯定,《演义》抄传早在明弘治甲寅以前就开始了,蒋氏所见闻的抄本已不止一种。进而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一是《演义》成书后从作者手中流出并开始传抄,到形成诸多抄本,应该也有较长一段时期了,那么其原本成书的时间当然更早。

  二是以上述《演义》抄传岁月为百余年的话,其原本成书也就与上引称“前代”云云时间上互相契合。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以《演义》传抄岁月为百余年是否合理,也就是能否把《演义》成书的时间从蒋《序》写作的明弘治甲寅上推至百余年前的元代?笔者认为这是合理与适当的。理由是明弘治甲寅(1494)上距明朝建国的洪武元年(1368)虽有126年,而对于古代书籍刊刻传播的相对缓慢来说,这126年虽不为短,但也说不上是很长。这可以从与有明确记载的清乾隆时期的几部章回小说成书到刊本出现间隔岁月的比较得到旁证,如:

  夏敬渠《野叟曝言》的成书,“保守的推断,……夏敬渠六十八岁时已完稿”[5]。夏敬渠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他68岁《野叟曝言》完稿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而其“最早刊本为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活字本”[6],算来其成书后以抄本流行的时间为108年。

  李百川《绿野仙踪》据卷首《自序》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苟且告完”[7],“初以百回抄本流传,至道光十年(1830)本才付刻印行”[8],是成书后以抄本流传并有今存最早刻本的时间为68年。

  李绿园《歧路灯》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至1924年方有石印本[9],是成书后以抄本流传的时间为147年。

  吴敬梓《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今见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10],是成书后以抄本流传的时间为53年。

  以上四种与《演义》篇幅大小相去不远的长篇小说,均成书于印刷术出版业比明朝弘治间有了巨大进步的清乾隆年间,至有最早或今见最早刊本问世,平均间隔达94年。那么,与此类比,从明弘治甲寅上推至元末为《演义》成书时间,其后至少有126年之久以抄本流传的时间,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而不必有什么诧异。

  第三,从蒋《序》用典看其似以罗贯中为元代人。蒋《序》又谓《演义》及其作者云:“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这是引《孟子·万章下》的话。而《万章下》中接下来的话说:“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本句下注曰:“尚,上同。言进而上也。颂,诵通。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于古人。是能进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11]可知“尚友”义指上以非当今“一世之士”之古人为朋友。由此逆推上文“予谓诵其诗”云云,虽然可以是就任何前人的著作而言,但一般应是针对古人之诗与书说的。这既是读经时代学者人所共知的道理,蒋《序》于此经典的常话也应该不至于引喻失义。又与其前称“前代尝以”云云相联系,实不便以他所谓“予谓诵其诗”云云仅是针对明成化、弘治稍前一时期人说的,而应理解为原据孟子“尚友”的本义,把罗氏《演义》作为“前代”即元朝人之作看待而言。

  另外,蒋《序》虽标榜孟子知人论世,但对“东原罗贯中”除赞论其所作《演义》之外,于其生平事迹,绝无提及。个中原因除上述可能的政治上的避讳之外,另有可能就是他对罗氏除有《演义》之外别无所知。这两种情况同样也与其称“前代尝以”云云的口吻相合,表明罗贯中之世正是去蒋氏已远的“前代”即元朝。

  二、《演义》原本有《书例》

  蒋《序》论《演义》又云:

  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

  上引文中“书例”,向来标点者多不加书名号,遂使此一段文字仅被视为蒋氏寻常道德说教议论。其实不然。按“书例”一词,一指书中文词之用例,与上引无关,可以不论;二指著作发凡起例之体例说明,多称作“凡例”。在“凡例”即体例的意义上,用法较早见于《后汉书·天文志上》韦昭注曰:“述虽以白承黄,而此遂号为白帝,于文繁长,书例未通。”[12]又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二《谈艺二·唐才子传》云:“按《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二书例,皆以诗系人。”[13]等等,皆指著作之体例。后世明清小说载有《凡例》者,今见亦有数种,如《隋炀帝艳史》、《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毛本《三国演义》、《万国演义》、《石头记》、《野叟曝言》等,皆章回说部,载之卷首,为作者所自撰。上引“读《书例》”所云《书例》,即此类章回小说之《凡例》无疑,而“若读到古人忠处”云云即《书例》中语。这对于上窥《演义》旧本乃至原本面貌可有以下帮助:

  第一,《书例》为一书作始并通部遵循之体例,除作者之外,应无他人所为的可能。由此可以认为,罗贯中创作《演义》曾拟有《书例》,并置之卷首。这一点也与作者题署有作“后学罗贯本贯中编次”的口吻相互印证,表明包括《书例》在内皆作者所自为,兹不具论。而蒋序《演义》虽然未必是原本,却是有原本之《书例》的,所以更接近于原本;

  第二,蒋氏所引“《书例》曰”云云即罗氏《演义》之《书例》仅存的佚文,对于我们理解《演义》教忠教孝的创作意图是重要的参考;

  第三,嘉靖壬午本等《演义》存世诸明刊本均无此《书例》,表明《书例》在蒋序弘治甲寅本之后,或自嘉靖壬午本始就被刊落了;

  第四,《书例》虽非正传,但对于理解本书有绝大关系,一般后来翻刻者不会不予以保留。因此,从《书例》之被刊落可以推测,自已佚蒋序弘治甲寅本之后,也许就是今存嘉靖壬午本刊落《书例》时,《演义》一定是经过了较大的改动,内容与形式上已经与蒋序本所有罗氏原本的《书例》所叙有了较大不同,留之于刊本流传无益,只好把《书例》删掉了。倘非如此,我们还想不出另外什么可以导致把罗氏原本当无多文字的《书例》也删掉了的理由。这一推断与嘉靖本中提到“旧本”所传达的信息也是一致的。

  三、《演义》原本正名及蒋序本叙事起始与今本有异

  蒋《序》又曰: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

  这段话包含的信息甚多,如“东原罗贯中”等久已成讼兹不具论,而仅指出两点:

  一是罗氏原本正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这并非由于蒋氏如此称名此书是今知最早的,又有版本为证;而是由于如上蒋氏既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可知其所见此书当时抄本甚多,又说“若东原罗贯中……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就分明是断定《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罗贯中所自题,乃其原作的本名。这是可以相信的,后世称《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或缀以“全传”、“志传”之类的书名,皆书商或评点家随意改称,不足为顾名思义研究罗贯中原本的根据。向来学者研究罗氏原本多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正确的,应该予以明确的肯定和强调。

  二是蒋序本《演义》叙事“自汉灵帝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与今本有异。今存明刊本以嘉靖壬午刊本为代表,均不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而始于“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即建宁元年(168)。以下叙事提及的年号有建宁二年、四年,“改年熹平”即熹平元年,“熹平五年,改为光和”即光和元年,然后接叙才是“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巨鹿有一人,姓张,名角”云云。可知“却说中平元年”句及其以下才是蒋序弘治甲寅本《演义》的开篇。这就是说,今本“却说中平元年甲子岁”云云以前千余文字实非蒋序本所有,而是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的。

  蒋序本《演义》以后,也许就是嘉靖壬午刊本新增此一节文字的目的,应该就是后来毛宗岗评改本所增书中议论云“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又夹批云:“《出师表》曰:‘叹息痛恨于桓、灵。’故从桓、灵说起。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照应处。”虽然毛本对嘉靖本等的开篇又有了新的改动,但仍承其“从桓、灵说起”,还是明人改蒋序本进而可能是改罗氏原本的传统,只是他更加强调了这一改动的意义。这虽然只是《演义》版本流传史上的一个细节,但它在今见版本中出现最早,又在开篇居首显要的地位,应该值得特别关注。

  本文以上就蒋《序》的考据价值的浅见也许无多可取,所涉某些问题上全面正确的结论也还应该参考其它多方面的情况才可以下最后的结论,但如上的考论却可以可以证明,蒋《序》不仅在古代小说理论上为重要文献,而且在有关《演义》的考证上也有不少值得深入探计的内容,应当予以重视。推而广之,在此类学者所熟悉的资料的应用上,有的也还有进一步开发的余地。

  注释:

  [1]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转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3]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明容与堂刻水浒传·附录》,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4]高濂《遵生八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352页。

  [5]王琼玲《夏敬渠著作考论》,载《2009海峡两岸夏敬渠、屠绅与中国古代才学小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6页。

  [6]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页。

  [7]李百川著,李国庆点校《绿野仙踪》,中华书局2001年版。

  [8]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9]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10]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29页。

  [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4页。

  [12]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志》,《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册,第3221页。

  [13]王士祯《池北偶谈》,勒斯仁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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